无权者的权力  十一

　　在后极权制度统治的社会，所有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生活都被取消了。人们没有机会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更不用说建立政治组织。由此产生的空白，则由意识形态的仪式来填补。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自然丧失了对政治的兴趣，大多数人将那些还可能存在的独立政治观点看成不现实的、牵强附会的、自我陶醉的游戏而已，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相去太远。人们还会觉得这些独立观点也许值得推崇，但却不着边际，因为一方面纯属空想，一方面又极端危险。众所周知，当局对任何这样的举动的迫害，都是残酷无比的。
　　但即使在这种社会，仍会有坚持从事政治活动的个人或团体，他们以各种方式，努力独立思考，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建立政治组织，作为他们在真实中生活的一种努力。这些人的存在和他们的工作本身就是极其重要和有价值的。在最艰难的岁月，他们维护了政治思想的连贯。如果从中产生了某些真正的政治冲动，出现在政治之前的冲突中而且较早地正确表达了自己，从而增加了成功的机会，常常应该归功于这些单枪匹马、“没有士兵的将军们”。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时刻保持了政治思想的连贯，因此在正确的时机能够用他们自己的政治思考的成果来丰富这些新的政治冲动力。这个过程在捷克斯洛伐克可找到充分的证据。几乎所有70年代初期的政治犯当年在一个完全麻木不仁和道德沦丧的社会，由于从事堂·吉诃德式的政治活动而无辜受难，现在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最积极的宪章分子。在《七七宪章》中，人们十分珍惜他们早年所牺牲的这份遗产，他们用亲身体验和政治思考丰富了这个运动。
　　但是在我看来，这些从未放弃直接的政治活动，而且随时准备承担直接政治责任的人，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常犯一个一再犯的错误：就是他们对后极权制度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现实的历史特点缺乏足够认识。他们不了解这个制度拥有的权力的特殊本质，因此过分强调了传统意义上的直接的政治活动的重要性。更有甚者，他们不懂那些“政治之前”的事件和过程的政治涵义，而这些事件为真正的政治变动提供了富有活力的有机土壤。作为政治角色，或者说作为有政治抱负的人，他们不断企图接着完成一般政治生活留下的问题。他们保持的行为模式在正常的政治环境下可能合适。在新的、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无意识地照搬过时的思想方式，旧的习惯、观念和原则，对于新环境里出现的问题的意义和实质不首先加以考虑，不顾它们现在的政治意义，何种事物能产生政治影响和潜力，采用何种方式。因为这批人已被权力结构排除在外，他们无法再对权力结构施加直接影响。还因为他们一直相信建立在多少民主制或传统专制制度上的政治观念，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常常与现实脱节。他们这样讲：既然我们的建议一项也不会被采纳，为什么还要与现实妥协呢？因此，他们只是在一个真正的乌托邦世界里思想。
　　如我要指出的，在后极权社会里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的起源和方式是与民主制社会不同的。如果公众大部分对新政治模式及规划和反对党的建立无动于衷，甚至有所怀疑，这不仅仅是因为对公共事务的普遍麻木不仁和“更高责任感”的丧失。换言之，不只是普遍的非道德化的结果。在这种态度里，还有一些健康的社会本能在起作用。似乎人们本能地感觉到，如俗话的“一切都同看上去的不同了”，因此，从现在起一切都得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做。如果近年来苏联集团国家中最重要的政治冲击力一开始(在真正的权力层次产生影响之前)来自数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作家、历史学家和普通的工人等等，而不是来自政治家，如果各种“不同政见者运动”后面的推动力来自从事“非政治性职业”的广大群众，这不是因为这些群众比那些以政治家为己任的人更聪明，这是由于不是政治家的那些人没有让传统的政治思维和政治习惯所束缚，因此反而对真正的政治现实有更多的认识，对在这种情形下该如何行事有更多的敏感。
　　此外别无选择：不管一个新的政治模式多么美好，它都不再能够与“隐藏的层面”对话，不再激励人民和社会，唤起真正的政治风暴。后极权制度的潜在政治的真正天地在别处：在制度的复杂指令与生活目标的不断和残酷对峙中。生活的目标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起码能和谐地活着，以可以忍受的方式活下去，不受官员和上司的侮辱，不受警察的日夜监视，自由地表达自己，为创造力寻找发挥的途径，享受法律保障的安全，等等。跟这个有关的一切具体事件，跟这个基本的、无处不在的对抗相关的一切，都必然引起人民的关注。关于理想的政治经济秩序的抽象计划不能使他们感兴趣。这不仅是因为人们知道它们成功的可能甚微，也因为人民觉得政治色彩较淡些的政策出于具体、此时此地的考虑。如果他们把眼光盯住抽象的未来，就更容易陷入新的奴役人性的罗网。在后极权制度下生活的人们，实在是太清楚对他们来说不能像人一样地活着远远比哪个党派掌权和如何标榜自己的问题更重要。
　　抛弃传统政治原则和习惯的负担，向人类存在的世界无保留地开放自己，只有在分析了局势后才下结论，这样不但在政治上更为实际，同时就事物的理想状态而言，也更有政治上的希望。就像我还要在别处讲座讨论的，事物真正持续、深刻的好转不可能产生于任何传统政治观念的胜利(如果这种胜利是可能的)。这种传统观念只能是外在的，即结构和制度上的概念。事物的变化与过去的任何时候都不同，将来自人类的存在，来自人类从根本上重建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重新确立人类相互之间与宇宙的关系。一个更好的经济政治模式的诞生，很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一定来自社会的存在和道德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像设计和推广新型汽车那样，它要是不再是过去的堕落的新形式，它一定是生活改变自己的面貌的过程的表现。一个好的制度不会当然地保证一种好的生活。正相反，只有创造更好的生活，才能发展出更好的制度。
　　我要再次声明我无意贬低政治思想和观念上的政治工作。相反，我认为真正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工作正是我们没有做到的。我说的“真正的”，是指摆脱了所有传统政治模式的思想和观念上的工作。传统模式由一个永远消失了的环境输入我们的现实(那个环境即便能回转，也无法给最重要的问题提供永久的解决方案)。
　　第二和第四国际同许多其他的政治力量和组织一样，可以为我们的各种努力提供强大的政治支援，但它们谁也不能替我们解决问题。他们在不同的世界里运作，也是不同环境的产物。他们的理论观念对我们也许有意义，并有指导作用，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仅仅与这些组织认同，是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在民主国家里辩论有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就有些人想把我们的事业放在辩论的背景之内，这往往是十分愚蠢的。譬如说我们能不能认真地议一议我们该不该去改变制度或去改革制度？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这根本算不上是个问题，因为目前根本就无法实现其中的任何一个目标。我们甚至弄不清改革何时结束，变更何时开始。很多严峻的经历告诉我们，不论是改革还是变革，本身什么都不能保障。我们知道，原则上看不管现制度是否“改良”了或是“变革”了，结果都是一回事。我们所关心的，乃是能否在这种社会里尊严地生活下去，这个社会是否为人民服务还是人民为它服务。我们正在为这个目标奋斗，使用的是现有的、有成效的手段。深陷于无聊政治把戏中的西方新闻记者们或许会给我们的方法贴上过分拘泥了法律，太冒进，修正主义，反革命，资产阶级，极右和极左种种标签。但是我们对此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