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者的权力 十
作者：瓦茨拉夫·哈维尔
更新：2020-01-21 02:50:06 字数：1095
不可否认，在胡萨克领导集团1969年出现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最重要政治事件是《七七宪章》的诞生。但是它出现前后的精神和思想气候不是任何直接的政治事件的结果。产生这个气候，是一场对与“宇宙塑料人”滚石乐队有关的青年音乐家们的审判。这场审判不是两种不同政治势力或观点的冲突，而是两种不同的生活观念的冲突。冲突的一方面是后极权制度严峻的清教主义，另一方面是默默无闻的、想在真实中生活的一群青年，他们不过想演奏自己喜欢的音乐，唱和他们的生活有关的歌，想在尊严和合作中自由地生活。这些人过去没有从事过政治。他们既非野心勃勃充满活力的政治反动派，亦非从权力结构中被清除的过时政客。他们完全可能适应现状，接受在谎言中生活的准则，过不受当局骚扰的平安日子。但他们决定走一条不同的道路。尽管如此，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案子对每个没有放弃希望的人发生了非常特殊的影响。不仅如此，在审判的时候，一种新情绪在多年等待观望、对抵抗行动的麻木不仁和怀疑彷徨之后，终于出现了。人们“对厌倦情绪感到了厌倦”，他们对于消极、无所事事和仅仅盼望着事情终将会变好起来的态度忍无可忍。在某种意义上，这次审判是最后的一击。许多在此之前一直彼此孤立，不愿合作，或采取难以实行合作的行动的倾向各异的小组，突然意识到自由是不可分割的。每个人都明白，攻击捷克地下音乐会是攻击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实际上每个人联在一起的东西：这是对“在真实中生活”这个观念的攻击，是对生活真正目的的攻击。人们把演奏摇滚的自由视作人类的一种自由，其本质上同进行哲学和政治的思考、写作、表达和捍卫社会中各种政治意见的自由是一回事。
人们受到启迪，真正觉得他们与青年音乐家们站在一条阵线。他们渐渐认识到，无论他们的创作方式和人生观相去多远，如果不挺身而出捍卫他人的自由，便是放弃自身的自由(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七七宪章》赋于这个古老的命题一个崭新的、典型的意义，它对于现代捷克史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斯雷别谢克在其《六八年》一书的精辟分析里所阐述的“排他性原则”，乃是我们今天一切道德与政治痛苦的根源。这个原则产生于二次世界大战之末，是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奇特联盟的产物，随后不断深入发展，直至“苦难的终结”。《七七宪章》几十年来首次打破这个原则；宪章派的成员们第一次平等地携手共事。《七七宪章》不仅仅是共产党人和非共人士的同盟——这种同盟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道德和政治上也不具革命性意义——而是一个以向全民开放为前提的组织，其前提是任何人都不会置于低下的地位。这就是《七七宪章》诞生之时的气候。谁能预料，一两个无名小辈的摇滚乐队受审案会产生如此深远的结果？
我认为，《七七宪章》的起源很好阐明了我前述的观点：后极权社会内那些日后逐渐演变为政治运动的活动背景，通常并不是由公开的政治事件和公开的政治观点与力量的冲突所组成的。这些运动大部分是来自其他政治之前的更广泛的领域，在谎言中生活与在真实中生活，在那儿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后极权制度的规定与生活的真正目的发生了冲突。生活的真正目的当然有各种形式。有的时候，表现为某一个人或某一集团的基本物质利益或社会利益；别的时候，可能表现为某些思想和精神的利益；再有些时候，可能是最根本的生存需要，如人们渴望在尊严之中生活。这种冲突之所以带上政治色彩，并非因为这些目标的根本政治内容力图显示自己，而是因为在后极权制度赖以生存的那个复杂的管理体制面前，每一个人类的自由言行，每一个在真实中生活的企图，都必然对其造成威胁，因此就成了最具有典型的政治行为。这种由政治之前的边远地带发展起来的运动，它的任何最终的政治宣言都是衍生的。它的发展和成熟是随后与体制冲突的结果，并不是一开始就以政治方略、政治规划和政治冲动和面貌出现的。
1968年的事件再次证明了这点。想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党内政治家们推出他们的方案，并非由于突然受到神启，而是受到持续不断的压力。这些压力产生于生活中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毫不相干的领域。实际上，他们试图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社会冲突(实质上是制度的目标与生活的目标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每天都在社会的每个角落发生。他们多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而且越来越公开化。学者和艺术家们受到整个社会的响亮的呼声鼓舞，用各种手段来揭露问题，而学生们则要求解决问题的方案。
《七七宪章》的创建也说明了我指出过的问题的道德层面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意义。如果没有各不相同的团体之间的强烈共识，没有那种忍无可忍的，那种无论会遇到何种制裁，不顾前景和结局如何难以预料，也非得团结起来大声疾呼的急迫意识，《七七宪章》运动是不可想像的。扬·巴托契卡死前不久写道：“有些事情，是值得为之受难的。”我想宪章分子们不仅仅把这句话看成巴托契卡留下的遗产，而且作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好的解说。
从外面看，尤其是从社会制度及其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七七宪章》的出现乃是料想不到的晴天霹雳。当然它不是什么晴天霹雳。但这种感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孕育风暴的地方在暗处，在那个忽明忽暗的地域，事情是难以梳理清晰的。预测宪章运动出现的可能性正像现在要预测它何去何从一样机会渺小。这又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震撼，常常产生在隐藏在暗处的事物猛然冲破在谎言中生活的假象的时刻。一个人在假象世界里陷得越深，这种事件发生时就越感到震惊。
人们受到启迪，真正觉得他们与青年音乐家们站在一条阵线。他们渐渐认识到，无论他们的创作方式和人生观相去多远，如果不挺身而出捍卫他人的自由，便是放弃自身的自由(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七七宪章》赋于这个古老的命题一个崭新的、典型的意义，它对于现代捷克史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斯雷别谢克在其《六八年》一书的精辟分析里所阐述的“排他性原则”，乃是我们今天一切道德与政治痛苦的根源。这个原则产生于二次世界大战之末，是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奇特联盟的产物，随后不断深入发展，直至“苦难的终结”。《七七宪章》几十年来首次打破这个原则；宪章派的成员们第一次平等地携手共事。《七七宪章》不仅仅是共产党人和非共人士的同盟——这种同盟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道德和政治上也不具革命性意义——而是一个以向全民开放为前提的组织，其前提是任何人都不会置于低下的地位。这就是《七七宪章》诞生之时的气候。谁能预料，一两个无名小辈的摇滚乐队受审案会产生如此深远的结果？
我认为，《七七宪章》的起源很好阐明了我前述的观点：后极权社会内那些日后逐渐演变为政治运动的活动背景，通常并不是由公开的政治事件和公开的政治观点与力量的冲突所组成的。这些运动大部分是来自其他政治之前的更广泛的领域，在谎言中生活与在真实中生活，在那儿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后极权制度的规定与生活的真正目的发生了冲突。生活的真正目的当然有各种形式。有的时候，表现为某一个人或某一集团的基本物质利益或社会利益；别的时候，可能表现为某些思想和精神的利益；再有些时候，可能是最根本的生存需要，如人们渴望在尊严之中生活。这种冲突之所以带上政治色彩，并非因为这些目标的根本政治内容力图显示自己，而是因为在后极权制度赖以生存的那个复杂的管理体制面前，每一个人类的自由言行，每一个在真实中生活的企图，都必然对其造成威胁，因此就成了最具有典型的政治行为。这种由政治之前的边远地带发展起来的运动，它的任何最终的政治宣言都是衍生的。它的发展和成熟是随后与体制冲突的结果，并不是一开始就以政治方略、政治规划和政治冲动和面貌出现的。
1968年的事件再次证明了这点。想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党内政治家们推出他们的方案，并非由于突然受到神启，而是受到持续不断的压力。这些压力产生于生活中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毫不相干的领域。实际上，他们试图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社会冲突(实质上是制度的目标与生活的目标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每天都在社会的每个角落发生。他们多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而且越来越公开化。学者和艺术家们受到整个社会的响亮的呼声鼓舞，用各种手段来揭露问题，而学生们则要求解决问题的方案。
《七七宪章》的创建也说明了我指出过的问题的道德层面所具有的特殊政治意义。如果没有各不相同的团体之间的强烈共识，没有那种忍无可忍的，那种无论会遇到何种制裁，不顾前景和结局如何难以预料，也非得团结起来大声疾呼的急迫意识，《七七宪章》运动是不可想像的。扬·巴托契卡死前不久写道：“有些事情，是值得为之受难的。”我想宪章分子们不仅仅把这句话看成巴托契卡留下的遗产，而且作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好的解说。
从外面看，尤其是从社会制度及其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七七宪章》的出现乃是料想不到的晴天霹雳。当然它不是什么晴天霹雳。但这种感觉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孕育风暴的地方在暗处，在那个忽明忽暗的地域，事情是难以梳理清晰的。预测宪章运动出现的可能性正像现在要预测它何去何从一样机会渺小。这又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震撼，常常产生在隐藏在暗处的事物猛然冲破在谎言中生活的假象的时刻。一个人在假象世界里陷得越深，这种事件发生时就越感到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