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者的权力 六
作者：瓦茨拉夫·哈维尔
更新：2020-01-21 02:49:13 字数：1257
为什么我们那位水果商要把他的忠诚在橱窗里张贴呢？他难道在各种内部和公开的场合表示得还不够吗？在工会投票时他总得循规蹈矩，总是参加各种竞赛活动。选举时他是个守法公民。他甚至在反对宪章运动的文件上签了名。那么除此之外他为什么还要公开表白他的忠诚呢？无论如何，行人在橱窗前是不会止步来看他的标语，认为水果商想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事实上，行人根本不会注意这条标语，他们也许根本没看见。如果你问一位在橱窗前停步张望的妇女看到了什么，她一定会告诉你里面有没有西红柿，而不会注意到标语，更不会看清标语的内容。
看起来，让水果商公开表白他的忠诚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这个意义却非常清楚。人们不会看他的标语，因为四下里贴满了同样的标语：橱窗里、路灯杆上、广告栏上、公寓窗户上、建筑物上，到处都是。这些标语构成了生活总体的一部分。人们忽略细节，但对总体的存在却了如指掌。水果商的标语无非是日常生活那巨大背景上的一部分而已。
水果商不得不把标语贴在橱窗里，这并不是因为他想让人家来看它、相信它，而是同千千万万同样的标语一样，来构成这个人人皆知的生活全景。这个全景当然还有一个含蓄的意思：它提醒大家注意生活的环境和对每个人的期望。它告诉大家每个人都做的事情，让他们跟着做，假如他们不想被排除在社会之外，不想受孤立，与社会离异，破坏规矩，冒失去和平、安宁和平稳之险的话。
那位对水果商的标语视而不见的妇女也许一小时以前在她办公楼的走廊里张贴过一张一模一样的标语。她贴的时候想也不想，就跟水果商一样。她这样做是按照社会全景的要求。她对此很明白，在这个全景里当然包括了水果店的橱窗。水果商去访问她的办公室时，同样也不会看见她的标语。然而，他们的标语互相依存，互相了解共同的大背景，我们可以说在那个大背景的控制之中。他们共同帮助建设了那个大全景，造就了专制的机器。水果商和办事员按照环境的要求来生活，同时也帮助造就了生活环境。他们做了已经做的，该做的和将要做的，同时他们的所作所为确认了一切都非做不可这个事实。他们俯首于特定的指令，由此维系了这个指令的永恒性。抽象意义上，水果商不贴他的标语，则办事员就不会贴他的标语，反之亦然。他们互相向对方建议来重复某种行为，也互相接受对方的建议。他们对彼此标语内容的视而不见，只不过是一种幻象。在现实中，他们张贴标语，敦促对方接受规矩俯首于权势。首先命令他们张贴标语的就是权势。这两者均为控制系统里的客体，同时也是主体。他们都是权力系统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系统手里的工具。
假若某个市区到处充斥着谁都不看的标语，这在一方面是区党委书记向上级党委的一个交代，同时还有更进一步的意义：这是社会自我完善原则的一个小小的范例。后极权社会本质的一个方面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圈入它的权力范围之内，不让人们实现他们的人性，而是让人们放弃自我和人性，服膺于整个系统，变成系统的自动性的代理人和其自订目标的仆人。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像浮士德受制于梅菲斯特一样，加入到体制的普遍义务中，被体制攫取和奴役。
更进一步来讲，人们的普遍参与制造了一个常规，迫使其他公民俯首贴耳。再者，人们学会了心甘情愿地参与，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最后他们毋须任何外部压力，就会视那些不参与者为异端或傲慢不逊的人，是对大家的侮辱和对社会的背叛。后极权社会就是这样，通过把一切人拽入权力的网络，使一切人变成社会自动整体的工具。
每个人都参与了，被奴役了，无论是水果商还是国家总理。在权力结构中地位的不同，不过表示参与程度的不同而已：水果商参与的程度较小，他手里的权力也很少。国家总理当然权力较大，但他的参与程度也更深。两者都无自由，只是形式不同不已。整个参予的同谋不仅仅是另一个人，而是体制自身。权力结构中地位决定了一个人的责任和罪责，但这不是无限制的，也不能为某个个人彻底开脱罪过。所以生活的目的与体制的目的之间的冲突不是两个定义明确和分离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只有非常空泛的观念才会把社会划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个特征是后极权制度与传统的专制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传统专制政体内，社会冲突仍可按阶级来划分。
在后极权社会，社会冲突事实在每个人身上发生，因为每一个人在不同形式上都是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和支持者。我们所理解的社会制度不是一群人强加在另一群人头上的，而是无处不在的和造就了社会的因素。仅仅从原则上几乎无法把握住和下一个定义，然而它却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时刻表现出来。
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这个自我定向的制度，通过这个制度剥夺他们自身的最深刻的本质。这并不是因为对历史的某种不可思议的误解，也不是历史误入歧途。这更不是冥冥中某种高超的神明不知何故来让人类的一部分如此受折磨。这种情形之所以得以发生，就是因为显然在现代人类之中有某种与之相呼应的东西，人们思考和容纳这个东西，使人性中美好部分的任何反叛的意图都被瓦解。人类被迫在谎言中生活。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具有这样的情形下生活的能力。因此，现制度不仅使人类异化，异化了的人类同时支持这个制度，以此为他们必然的纲领，成为他们蜕变人性的现象，为人类的自身失败的纪录。
生活的根本的目标存在于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希求人性正当的尊严，道德的完善，人性的自由表现和对现世存在的超越感。然而每个人多少都具有在谎言中生存的能力。每个人都会屈从于世俗的降低人格的企图和功利主义。每个人都有与芸芸众生溶为一体，在虚伪的生活中同流合污的意愿。这不仅是两种不同本质的简单对立。这是对人类本体自身的挑战。
简单来说，后极权制度是建立在专制政体与消费社会历史性聚合的基础之上的。与谎言同流合污的极大调和性，社会自动总体的随意的蔓延，难道不是和人们消费型心态里不愿为了精神与道德尊严而放弃物质实惠的特点相连吗？难道不是由于人们在现代文明降低人格的种种诱惑之下宁愿放弃更高的价值观吗？ 难道不是因为人们易于与大众的麻木不仁认同吗？说到底，后极权社会生活的苍白与空虚难道不是现代人类生活境况夸张了的一幅漫画？我们的情形难道不是对西方社会的一种警告(虽然表面上看来我们的文化远远落在西方之后)，揭露西方隐藏着的一种趋势？
看起来，让水果商公开表白他的忠诚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这个意义却非常清楚。人们不会看他的标语，因为四下里贴满了同样的标语：橱窗里、路灯杆上、广告栏上、公寓窗户上、建筑物上，到处都是。这些标语构成了生活总体的一部分。人们忽略细节，但对总体的存在却了如指掌。水果商的标语无非是日常生活那巨大背景上的一部分而已。
水果商不得不把标语贴在橱窗里，这并不是因为他想让人家来看它、相信它，而是同千千万万同样的标语一样，来构成这个人人皆知的生活全景。这个全景当然还有一个含蓄的意思：它提醒大家注意生活的环境和对每个人的期望。它告诉大家每个人都做的事情，让他们跟着做，假如他们不想被排除在社会之外，不想受孤立，与社会离异，破坏规矩，冒失去和平、安宁和平稳之险的话。
那位对水果商的标语视而不见的妇女也许一小时以前在她办公楼的走廊里张贴过一张一模一样的标语。她贴的时候想也不想，就跟水果商一样。她这样做是按照社会全景的要求。她对此很明白，在这个全景里当然包括了水果店的橱窗。水果商去访问她的办公室时，同样也不会看见她的标语。然而，他们的标语互相依存，互相了解共同的大背景，我们可以说在那个大背景的控制之中。他们共同帮助建设了那个大全景，造就了专制的机器。水果商和办事员按照环境的要求来生活，同时也帮助造就了生活环境。他们做了已经做的，该做的和将要做的，同时他们的所作所为确认了一切都非做不可这个事实。他们俯首于特定的指令，由此维系了这个指令的永恒性。抽象意义上，水果商不贴他的标语，则办事员就不会贴他的标语，反之亦然。他们互相向对方建议来重复某种行为，也互相接受对方的建议。他们对彼此标语内容的视而不见，只不过是一种幻象。在现实中，他们张贴标语，敦促对方接受规矩俯首于权势。首先命令他们张贴标语的就是权势。这两者均为控制系统里的客体，同时也是主体。他们都是权力系统的受害者，也是权力系统手里的工具。
假若某个市区到处充斥着谁都不看的标语，这在一方面是区党委书记向上级党委的一个交代，同时还有更进一步的意义：这是社会自我完善原则的一个小小的范例。后极权社会本质的一个方面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圈入它的权力范围之内，不让人们实现他们的人性，而是让人们放弃自我和人性，服膺于整个系统，变成系统的自动性的代理人和其自订目标的仆人。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像浮士德受制于梅菲斯特一样，加入到体制的普遍义务中，被体制攫取和奴役。
更进一步来讲，人们的普遍参与制造了一个常规，迫使其他公民俯首贴耳。再者，人们学会了心甘情愿地参与，以为那是理所当然的。最后他们毋须任何外部压力，就会视那些不参与者为异端或傲慢不逊的人，是对大家的侮辱和对社会的背叛。后极权社会就是这样，通过把一切人拽入权力的网络，使一切人变成社会自动整体的工具。
每个人都参与了，被奴役了，无论是水果商还是国家总理。在权力结构中地位的不同，不过表示参与程度的不同而已：水果商参与的程度较小，他手里的权力也很少。国家总理当然权力较大，但他的参与程度也更深。两者都无自由，只是形式不同不已。整个参予的同谋不仅仅是另一个人，而是体制自身。权力结构中地位决定了一个人的责任和罪责，但这不是无限制的，也不能为某个个人彻底开脱罪过。所以生活的目的与体制的目的之间的冲突不是两个定义明确和分离的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只有非常空泛的观念才会把社会划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这个特征是后极权制度与传统的专制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传统专制政体内，社会冲突仍可按阶级来划分。
在后极权社会，社会冲突事实在每个人身上发生，因为每一个人在不同形式上都是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和支持者。我们所理解的社会制度不是一群人强加在另一群人头上的，而是无处不在的和造就了社会的因素。仅仅从原则上几乎无法把握住和下一个定义，然而它却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时刻表现出来。
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创造这个自我定向的制度，通过这个制度剥夺他们自身的最深刻的本质。这并不是因为对历史的某种不可思议的误解，也不是历史误入歧途。这更不是冥冥中某种高超的神明不知何故来让人类的一部分如此受折磨。这种情形之所以得以发生，就是因为显然在现代人类之中有某种与之相呼应的东西，人们思考和容纳这个东西，使人性中美好部分的任何反叛的意图都被瓦解。人类被迫在谎言中生活。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具有这样的情形下生活的能力。因此，现制度不仅使人类异化，异化了的人类同时支持这个制度，以此为他们必然的纲领，成为他们蜕变人性的现象，为人类的自身失败的纪录。
生活的根本的目标存在于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希求人性正当的尊严，道德的完善，人性的自由表现和对现世存在的超越感。然而每个人多少都具有在谎言中生存的能力。每个人都会屈从于世俗的降低人格的企图和功利主义。每个人都有与芸芸众生溶为一体，在虚伪的生活中同流合污的意愿。这不仅是两种不同本质的简单对立。这是对人类本体自身的挑战。
简单来说，后极权制度是建立在专制政体与消费社会历史性聚合的基础之上的。与谎言同流合污的极大调和性，社会自动总体的随意的蔓延，难道不是和人们消费型心态里不愿为了精神与道德尊严而放弃物质实惠的特点相连吗？难道不是由于人们在现代文明降低人格的种种诱惑之下宁愿放弃更高的价值观吗？ 难道不是因为人们易于与大众的麻木不仁认同吗？说到底，后极权社会生活的苍白与空虚难道不是现代人类生活境况夸张了的一幅漫画？我们的情形难道不是对西方社会的一种警告(虽然表面上看来我们的文化远远落在西方之后)，揭露西方隐藏着的一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