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者的权力 五
作者：瓦茨拉夫·哈维尔
更新：2020-01-21 02:49:01 字数：1218
我们看到水果店标语的真实意义和字面意义不相干。即使如此，大家对其真实意义都心中有数，因为谁都明白规则：水果商对上司献忠诚(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接受规定的仪式，把幻象当作现实，服从游戏规则。因此，水果商也就变成了游戏中的一员，使得游戏得以开锣，得以延续。
如果意识形态起先不过是制度与独立个人之间的桥梁，那么一旦个人踏上桥头，这座桥沟通的就是制度和属于制度的个人了。也就是说一开始，意识形态由外部用心理的借口和名义了促成了权力的形成，一旦人们接受了那个借口，权力就由内部产生，人们也就变为权力的活跃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开始成为权力制度内部的仪式交流的主要工具。
假若没有某种“形而上”的秩序来维系权力结构中的各个部分 (我们已讨论过它的外部陈述)，那么整个权力结构就无法生存。这个“形而上”的秩序使各部门顺理成章，各司其职，有统一的规章可循，提供各种规章、指令、法令的游戏规则。在整个权力结构中，这一形而上的秩序是根本的、标准的，综合结构中的各个交流媒介，在内部传递各种信息和指令。它好似交通讯号、路标的汇编，给整个过程定形定量。这个形而上的秩序是极权制度内部聚合性的保障。它又是粘合剂，是约束性的法则，是实施极权戒令的工具。如果没有这个粘合剂，极权制度的结构就会完蛋，就会四分五裂，各部分自行其事，乱成一团糟。极权制金字塔一旦失去了粘合剂，自己便会像一枚引爆的炸弹，分崩离析。
作为权力结构对现实的解释，意识形态最终听命于权势的利益。因此，意识形态具有自然的背离现实的倾向，制造假象，变成祭祀的仪式。在权力竞争公开化的社会中，公众控制权力，自然也掌握了意识形态为权力辩解和开脱的手段。在这样的社会里，总会有办法来纠正意识形态用假象代替现实的倾向。但极权社会没有这种纠偏的办法，无法阻止意识形态脱离现实的趋势。这样就逐渐导致了后极权社会里的现状：一个充满假象的世界，只有祭祀的典仪，只存在一种形式主义的、与现实脱节的语言，一种祭祀的、假装和伪造现实的语言。
然而我们看到意识形态正日益成为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的核心支柱，为权力的存在制造借口，提供内在凝聚力。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加强了，越来越远离现实，但却具有了特异而实在的力量。它变成了现实本身。当然，这是个完全自我封闭的现实，在权力内部，这个伪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比真正的现实还有份量。祭祀仪式的重要性越来越超过藏匿在后面的现实。现象的重要性不再产生于现象自身，而在于它在意识形态概念世界里所据的座标。不是现实决定理论，而是理论决定现实。因此，权力离意识形态更近，离现实更远了。权力从理论中汲取力量，成为理论的附庸。这样难免就导致了一种悖乎常情的结果：不是理论和意识形态为权力服务，而是权力为意识形态服务。就好象意识形态在权力中凌驾权力之上，自己变成了独裁者。最后，看起来是理论、意识形态和仪式来做出影响人民生存的决定，而不是相反。
如果意识形态是权力内在同一性的根本保障，它同时也成为权力连续性的重要保证。在传统专制社会里，权力继承是个复杂的问题(篡位者无法为篡权正名，因而总是诉诸武力)。在后极权社会里，权力从个人到个人、派别到派别、老一代到新一代的交替则基本上有章可循。遴选僭位者时有一位“王位选定人”出来主持：这是仪式的合法性，依靠仪式，完成仪式的要求，利用仪式，从而僭越仪式之上。当然，后极权社会内也存在着权力斗争，而且往往比开放的社会要剧烈得多。这是因为斗争是不公开的，隐秘的，不受民主程序制约和公众监督的(很难找出一个执政的共产党第一书记换马时各种军事与保安力量不处在戒备状态的例子)。然而这种权力斗争就像传统专制一样，从来不会对政权的本质和延续造成威胁。最多只能动摇一下权力结构，但很快就会恢复正常。这是因为维系这个制度的意识形态未受到破坏。不论谁代替谁，权力继承都只能在仪式的范围和背景之下实现，而绝不可能在否定仪式的情况下实现。
由于专制是仪式性的，权力则取消了个性，个性几乎在仪式中消解。个人任凭仪式主宰命运，经常看起来是仪式把个人一举从默默无闻中抬上了权力的宝座。个人在权力金字塔的各个阶层，常常被一群没有面孔的人和木偶、执行仪式和常规的穿制服的阿谀小人们推来推去，这样的情形在后极权社会里难道不是司空见惯的吗？权力结构的自动性取消了人性，个性的消亡变成了一个基本原则。看上去正是这个自动性的专制特征决定了那些毫无个性的人为权力结构服务，正是充满空洞词藻的专制召集了那批善长空洞词令的人，来保证后极权制度自动性的连贯和延续。
西方的苏联学专家们常常对后极权社会内的个人作用夸大其词，而忽视统治者们尽管拥有中央集权制度的极权力量，却常常是这个制度的内在法律的盲目执行者这个事实。统治者们从来不会，也不可能对这个内在法律进行反思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这个制度的自动性远比个人意志强大。如果一个人有更为独立的意志，则不得不把他的意志掩藏在毫无个性的面具之后，非此不得进入权力的门坎。一旦入了门，这个人若企图实现他的个人意志，必将迟早被有着巨大惰性的自动性作为异体排除出去，或者被迫逐渐放弃他的个人意志，从而重新融汇于自动性中，为之效劳。这样一来，这个人与他的前任后任们就又难以区别了(让我们回忆一下胡萨克和齐穆卡的命运吧)。不断掩藏在幕后和诉诸仪式的必要性，使得权力中那较开明的人士也常常为意识形态所困扰。他们无法直接面对现实的底层，而总是设法混淆黑白，根本上就是利用意识形态的虚假现实(依我所见，杜布切克集团在1968年失去对局面的控制，原因之一就是在极端情势下和最后问题面前，权贵们根本无法从假象世界里彻底脱身)。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保障权力的聚合性的内部联络工具，在后极权社会内已超越于实际权力的实施之上，而具有相当的支配力量，趋向于保证权力的连贯。它是这个社会处在稳定的支柱之一。
但这个支柱的基础却是很不稳固的。这个基础建立在谎言之上，只有当人们愿意在谎言中生存的时候，才能奏效。
如果意识形态起先不过是制度与独立个人之间的桥梁，那么一旦个人踏上桥头，这座桥沟通的就是制度和属于制度的个人了。也就是说一开始，意识形态由外部用心理的借口和名义了促成了权力的形成，一旦人们接受了那个借口，权力就由内部产生，人们也就变为权力的活跃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开始成为权力制度内部的仪式交流的主要工具。
假若没有某种“形而上”的秩序来维系权力结构中的各个部分 (我们已讨论过它的外部陈述)，那么整个权力结构就无法生存。这个“形而上”的秩序使各部门顺理成章，各司其职，有统一的规章可循，提供各种规章、指令、法令的游戏规则。在整个权力结构中，这一形而上的秩序是根本的、标准的，综合结构中的各个交流媒介，在内部传递各种信息和指令。它好似交通讯号、路标的汇编，给整个过程定形定量。这个形而上的秩序是极权制度内部聚合性的保障。它又是粘合剂，是约束性的法则，是实施极权戒令的工具。如果没有这个粘合剂，极权制度的结构就会完蛋，就会四分五裂，各部分自行其事，乱成一团糟。极权制金字塔一旦失去了粘合剂，自己便会像一枚引爆的炸弹，分崩离析。
作为权力结构对现实的解释，意识形态最终听命于权势的利益。因此，意识形态具有自然的背离现实的倾向，制造假象，变成祭祀的仪式。在权力竞争公开化的社会中，公众控制权力，自然也掌握了意识形态为权力辩解和开脱的手段。在这样的社会里，总会有办法来纠正意识形态用假象代替现实的倾向。但极权社会没有这种纠偏的办法，无法阻止意识形态脱离现实的趋势。这样就逐渐导致了后极权社会里的现状：一个充满假象的世界，只有祭祀的典仪，只存在一种形式主义的、与现实脱节的语言，一种祭祀的、假装和伪造现实的语言。
然而我们看到意识形态正日益成为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权力的核心支柱，为权力的存在制造借口，提供内在凝聚力。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加强了，越来越远离现实，但却具有了特异而实在的力量。它变成了现实本身。当然，这是个完全自我封闭的现实，在权力内部，这个伪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比真正的现实还有份量。祭祀仪式的重要性越来越超过藏匿在后面的现实。现象的重要性不再产生于现象自身，而在于它在意识形态概念世界里所据的座标。不是现实决定理论，而是理论决定现实。因此，权力离意识形态更近，离现实更远了。权力从理论中汲取力量，成为理论的附庸。这样难免就导致了一种悖乎常情的结果：不是理论和意识形态为权力服务，而是权力为意识形态服务。就好象意识形态在权力中凌驾权力之上，自己变成了独裁者。最后，看起来是理论、意识形态和仪式来做出影响人民生存的决定，而不是相反。
如果意识形态是权力内在同一性的根本保障，它同时也成为权力连续性的重要保证。在传统专制社会里，权力继承是个复杂的问题(篡位者无法为篡权正名，因而总是诉诸武力)。在后极权社会里，权力从个人到个人、派别到派别、老一代到新一代的交替则基本上有章可循。遴选僭位者时有一位“王位选定人”出来主持：这是仪式的合法性，依靠仪式，完成仪式的要求，利用仪式，从而僭越仪式之上。当然，后极权社会内也存在着权力斗争，而且往往比开放的社会要剧烈得多。这是因为斗争是不公开的，隐秘的，不受民主程序制约和公众监督的(很难找出一个执政的共产党第一书记换马时各种军事与保安力量不处在戒备状态的例子)。然而这种权力斗争就像传统专制一样，从来不会对政权的本质和延续造成威胁。最多只能动摇一下权力结构，但很快就会恢复正常。这是因为维系这个制度的意识形态未受到破坏。不论谁代替谁，权力继承都只能在仪式的范围和背景之下实现，而绝不可能在否定仪式的情况下实现。
由于专制是仪式性的，权力则取消了个性，个性几乎在仪式中消解。个人任凭仪式主宰命运，经常看起来是仪式把个人一举从默默无闻中抬上了权力的宝座。个人在权力金字塔的各个阶层，常常被一群没有面孔的人和木偶、执行仪式和常规的穿制服的阿谀小人们推来推去，这样的情形在后极权社会里难道不是司空见惯的吗？权力结构的自动性取消了人性，个性的消亡变成了一个基本原则。看上去正是这个自动性的专制特征决定了那些毫无个性的人为权力结构服务，正是充满空洞词藻的专制召集了那批善长空洞词令的人，来保证后极权制度自动性的连贯和延续。
西方的苏联学专家们常常对后极权社会内的个人作用夸大其词，而忽视统治者们尽管拥有中央集权制度的极权力量，却常常是这个制度的内在法律的盲目执行者这个事实。统治者们从来不会，也不可能对这个内在法律进行反思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这个制度的自动性远比个人意志强大。如果一个人有更为独立的意志，则不得不把他的意志掩藏在毫无个性的面具之后，非此不得进入权力的门坎。一旦入了门，这个人若企图实现他的个人意志，必将迟早被有着巨大惰性的自动性作为异体排除出去，或者被迫逐渐放弃他的个人意志，从而重新融汇于自动性中，为之效劳。这样一来，这个人与他的前任后任们就又难以区别了(让我们回忆一下胡萨克和齐穆卡的命运吧)。不断掩藏在幕后和诉诸仪式的必要性，使得权力中那较开明的人士也常常为意识形态所困扰。他们无法直接面对现实的底层，而总是设法混淆黑白，根本上就是利用意识形态的虚假现实(依我所见，杜布切克集团在1968年失去对局面的控制，原因之一就是在极端情势下和最后问题面前，权贵们根本无法从假象世界里彻底脱身)。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意识形态作为保障权力的聚合性的内部联络工具，在后极权社会内已超越于实际权力的实施之上，而具有相当的支配力量，趋向于保证权力的连贯。它是这个社会处在稳定的支柱之一。
但这个支柱的基础却是很不稳固的。这个基础建立在谎言之上，只有当人们愿意在谎言中生存的时候，才能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