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第11章
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
更新：2020-01-17 05:36:59 字数：2533
她一直在相念着他，是真正的想念。有一次她陪母亲到里奥阿查医院去检查眼睛时，她们路过“港口”饭店，由于认识老板，便走了进去。普拉·维卡略在冷饮部要了一杯饮料。当她背着女儿喝饮料时，女儿在大厅的多面镜里看到了她自己脑子里思念的人。安赫拉·维卡略鼓起勇气回过头去，看见了这个人从她身边走过去，但他没有看见她，她看见那个人走出了饭店。然后她又万分痛苦地打量了一下母亲。普拉·维卡略喝完了那杯水，用袖子擦擦嘴，戴着她的新眼镜在柜台那儿对她笑了笑。在她的微笑中，安赫拉·维卡略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母亲，一个尽力掩饰她的缺点的可怜女人。“混帐，”安赫拉自言自语地说。她完全神经错乱了，回家时一路上高声唱着歌，回到家里就扑在床上哭了三天三夜。
她心中又燃起了希望。“我为他发了疯，”她对我说，“完完全全地发了疯。”她只要合上眼睛就看见他，听见他在大海上呼吸，躺在床上时半夜也会感到他那火热的身体而醒来。那个礼拜的最后一天，由于一直坐卧不安宁，她便给他写了一封信。那是一封普普通通的信，她在信中告诉他，她看见他从“港口”饭店走出去，并说她当时是多么希望他能看见她呀。她坐等回信。两个月之后，她等得不耐烦了，又写了一封同前封信一样语气平静的信，唯一的目的似乎是责备他没有礼貌。六个月之后，她已经写了六封信，但都没有得到回答，不过她相信他会收到那些信的。
第一次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安赫拉·维卡略发现爱和憎是两种互相关联的感情。她寄出的信越多，感情和火焰燃烧得越旺盛，对她母亲也就越是又爱又憎。“我一看见母亲就心如刀割，”她对我说。“可是，每当我看见母亲，也就记起了他。”她被休回之后，还如同做姑娘时那样过着单调的生活，总是和女友们一起用机器绣花，如同以前做绢花和纸鸟一样，但是，当母亲躺下时，她便留在房间里写那些毫无指望的信，直至清晨。她又变得清醒了，有主意了，掌握了自己的意志，她又变成了处女，仅仅属于他的处女，她只听他的话，对他百依百顺。
这半生以来，她每礼拜写一封信。“有时我想不起来要说些什么，”她乐不可支地对我说。“但是，只要我知道他收到信，就不停地给他写。”起初是婚约书，其后是偷偷地情书，一见钟情的恋人的香气扑鼻的简信，婚前的誓约，重温办理结婚证件的往事，最后是一个被抛弃的妻子的不光彩的书信，假称自己重病在身要丈夫归来。一天晚上，她心情很好，墨水洒到了刚刚写完的信上，她没有撕掉，而是在信后写了一句附言：为了证明我对你的爱，给你寄去我的泪水。有时她哭得累了，又自己嘲弄自己的疯狂的行为。邮差换了六次，每次她都得到了邮差的协助。她唯一没有想到的是放弃写信。但是，他似乎对她的痴情无动于衷，仿佛她的信是写给一个不存在的人似的。
大概是第十年的一个有风的黎明，她忽然醒来，恍惚觉得他赤身躺在她的床上，于是她给他写了一封长达二十页的热情奔放的信，毫不掩饰地叙述了自从那个倒霉的夜晚以来已在她心中腐烂了的痛苦。她说他在她身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说他谈吐风雅，说他有非洲人那种火一样的热情。她把信交给了一位女邮差。这个邮差每礼拜五下午都和她一起绣花，并且把人们的信带走。她确信那是她在死前的最后一次抒发心中的激情。但是，还是没有回信。从那以后她就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也不大知道在给谁写，但是十七年之间她一直在不断地写着。
八月的一天中午，她正在和女友们一起绣花，感到有人走到门前。她无需看一眼就知道那人是谁。“他胖了，头发开始脱落，看近的东西要戴眼镜了，”她对我说。“可是，那是他，妈的，是他！”她吃了一惊，因为她知道，她在他眼中已是十分憔悴，正如他在她眼中一样，而且，她不相信他心中的爱情会象她那样强烈。他身上的衬衣被汗水浸透了，恰如她在市场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系的还是那条皮带，肩上还是那个饰着银边的绽了线的皮褡裢。巴亚多·圣·罗曼向前走了一步，没有去理睬那些由于惊愕而变得呆若木鸡的绣花女人，他把褡裢放在缝纫机上。
“好吧，”他说，“我到这儿来啦。”
他带着衣箱准备留下来，另外一个大小相同的箱子里装着她写给他近两千封信。那些信全部按日期排好，一包包地用彩带扎着，一封也没有打开过。
许多年里，我们无法谈论其他事情。我们一向被那么多的成规束缚着日常行动，如今突然开始围绕一件令人共同忧虑的事情转动了。晨鸡的啼鸣把我们惊醒，使我们想到去梳理造成那件荒唐的凶杀案的数不清的巧合事件。显然，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澄清秘密，而是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不能确切地知道命运把我们安排在何处和给了我们怎样的使命，就无法继续生活下去。
许多人对此是不得而知的。后来终于成为著名外科医生的克里斯托·贝多亚，一直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会突然改变主意在祖父母家里待了两个小时，直至主教到来，而没有到父母家里去休息。他的双亲一直等他到天明，想提醒他注意。大多数本来可以为避免这场凶杀案做点事情然而却没有做的人，都以这样的托辞聊以自慰，说什么有关声誉的事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当事人方可介入。“声誉就是爱情，”我常常听母亲这样说。欧尔腾西娅·巴乌特唯一与案件有关系的地方只是看见了两把杀人刀，不过她看见时凶手还没有作案。她总是觉得眼前幻觉重重，感到极度地悔恨。有一天竟然再也支持不住了，赤着身子跑到了大街上。
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未婚妻弗洛拉·米盖尔由于绝望而同边防军的一个中尉私奔，后来在比查达的橡胶工人中卖淫。那位曾为三代人接生的产婆阿乌拉·维列罗斯，听到凶杀的消息时立刻得了膀胱痉挛症，一直到死的那天都不得不用导管小便。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忠厚的丈夫赫略·德拉弗洛尔这位八十六岁的老人，最后一次从床上爬起来，看了看圣地亚哥·纳赛尔是怎样被堵在自己家关闭着的大门前，惨遭乱刀砍死的，结果因受惊而丧生。普拉西达·里内罗在最后一刻关上家门，但是她及时地抹掉了自己的过错。“我关上了大门，因为迪维娜·弗洛尔向我起誓她看见我儿子进了家，”她对我说，“可是，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回事。”相反，她对自己把吉祥之兆的树木同不祥之兆的飞鸟混淆起来，以及舍不得丢掉当时嚼独行菜子的恶习却从不原谅。
凶杀案发生十二天之后，预审法官遇到一群痛苦之极的人。当时预审法官正在镇政府肮脏的木板办公室里喝着咖啡和甘蔗甜酒除暑消热，不得不要求援军来疏导那些未被传唤而自己急急忙忙起来作证的人，他们急切地要显示自己在那场戏剧中的重要作用。这位预审法官刚刚走出校门，身上还穿着法律学校的黑呢制服，戴着具有应届毕业生标志的金戒指，脸上露出一副初出茅庐的幸运儿的傲然而得意洋洋的神气。
不过，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对他性格的了解完全来自预审档案，凶杀案发生二十年之后，许多人帮助我在里奥阿查司法大楼里查找案卷。档案没有作任何分类，一百多年的诉讼材料全都堆积在那座殖民时期的陈旧建筑物的地板上，这座建筑物曾经做过弗朗西斯·德雷克（弗朗西斯·德雷克（1540？—1596）：英国航海家，曾对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进行过几次海盗式的远征。）两天的司令部，底层浸满了海水，一册册破烂不堪的案卷漂浮在一片冷清的办公室里。我多次站在没脚深的水里亲自在那堆严重破损的诉讼案卷中查找着我需要的材料。五年的工夫过去了，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找到了差不多三百二十二页零零乱乱的有关那件凶杀案的记录，而整个预审档案大概有五百多页。
没有任何地方出现过预审法官的名字，不过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人酷爱文学。无疑他读过西班牙古典作家的作品，也读过一些拉丁文作家的作品，对尼采这位当时在法官中十分时髦的人物非常熟悉。所有旁注都仿佛用血书写的，这不仅仅由于墨水颜色的缘故。那件无头案使这位法官茫然失措，以致他多次置自己的职责于不顾，陷入了抒情的消遣之中。特别是，生活中竟然出现了那么多连文学作品中都不曾描述过的巧合，毫无阻碍地酿成了一起如此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他始终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
不过，最使他震惊的是，在煞费苦心地审理了一番之后，他没有找到圣地亚哥·纳赛尔确实玷污了安赫拉·维卡略的任何线索，更不用说可信的线索了。给安赫拉·维卡略出谋划策，要她欺骗丈夫的女友们，很长时间里一直在说，婚礼之前她就将她的秘密告诉了她们，但是没有向她们透露任何人的名字。案卷上有她们的证词：“她把那个奇异的秘密告诉了我们，但没有说出名字。”而安赫拉·维卡略呢，一直坚持原来的说法。当预审法官侧面问她是否知道被杀的圣地亚哥·纳赛尔是谁的时候，她不动声色地回答说：
“就是侮辱了我的那个人。”
案卷上就是这样记录的，但怎样侮辱了她，在什么地方侮辱了她，都没有任何说明。在只进行了三天的审判过程中，民众代表一直坚持认为那种指控是软弱无力的。看到对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控告缺乏根据，预审法官十分困惑，他为自己辛勤的工作于顷刻之间就变得毫无价值而大失所望。在案卷的四百一十六页上，有他用药剂师的红墨水亲手写的一条旁注：“请给我一个偏见，我将使世界转动。”在那个气馁的旁注下面，他用血红的墨水熟练地画了一颗被箭穿透了的心脏。和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亲密朋友们一样，在他看来，圣地亚哥·纳赛尔本人最后几小时的表现就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他是无罪的。
确实，在他被杀的那天早晨，圣地亚哥·纳赛尔一刻也没有心虚的表现，尽管他清楚地知道把侮辱归于他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他了解周围人们是虚伪的，也应当知道维卡略兄弟俩头脑简单，经不住嘲弄。没有人十分了解巴亚多·圣·罗曼，但圣地亚哥·纳赛尔却相当了解他，知道他除了世俗的傲慢外，也同任何人一样，有着自己天生的偏见。因而圣地亚哥·纳赛尔故意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等于是自杀。此外，当他最后一刻终于得知维卡略兄弟俩在等着杀死他的时候，正如众人纷纷议论的那样，他的反应不是恐惧，而是一个无辜惶恐不安的人。
我个人的印象是，他到死也不知道为何被杀。在他答应我妹妹马戈特到我家吃早饭以后，克里斯托·贝多亚便拉着他的胳臂在码头上走着。两个人是那样的泰然自若，以致造成了一种假象，使人们产生了幻想。“他们显得高兴，”梅梅·洛阿伊莎对我说，“我感谢上帝，因为我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了。”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圣地亚哥·纳赛尔。发电厂厂主波罗·卡里略认为，圣地亚哥·纳赛尔的镇静不是清白无辜者的镇静，而是无耻之徒的镇静。“他以为自己有钱就没人敢惹他，”厂主对我说。厂主的妻子法乌斯塔·洛佩斯评论说：“他和所有阿拉伯人一样。”茵达列西奥·帕尔多刚刚走到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店门口，那两个孪生兄弟就告诉他，等主教一走，他们就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茵达列西奥·帕尔多象许许多多的人一样，以为那是醉汉的在说胡话，可是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告诉他那是确实的，并且要他赶上圣地亚哥·纳赛尔，提醒他注意。
“你不要劳神了，”彼得罗·维卡略对他说。“不管怎么说，他是死定了。”
这种挑战是再明显不过了。孪生兄弟了解茵达列西奥·帕尔多和圣地亚哥·纳赛尔之间的关系，因此很可能认为他是可以在他们兄弟俩不失体面的情况下出面阻止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的适当人选。可是，茵达列西奥·帕尔多在离开码头的人群中见到圣地亚哥·纳赛尔被克里斯托·贝多亚拉着胳臂向前走去的时候，却没敢把事情告诉他。“我胆怯了，”他对我说。他在他们两个人的肩膀上都拍了一下，然后便让他们走了。他们几乎没有看到他，因为他们还在聚精会神地估算着婚礼的开支。
人们也沿着和他们一样的方向朝广场散去。人群拥挤，但是埃斯科拉斯第卡·希斯内罗斯仿佛看到克里斯托·贝多亚和圣地亚哥·纳赛尔这对朋友在人群中间一个空荡荡的圆圈中毫无阻挡地走着，那是因为大家知道圣地亚哥·纳赛尔要被杀害，不敢靠近他。克里斯托·贝多亚也记得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异常。“他们那样看着我们，仿佛我们画着花脸颊似的，”他对我说。当他和圣地亚哥·纳赛尔从萨拉·诺列加的鞋店前走过时，这位女店主正在开店门，看到圣地亚哥·纳赛尔脸色灰白，她吓了一跳。但是克里斯托·贝多亚使她镇静了下来。
“您看看，萨拉姑娘，”克里斯托·贝多亚一边走一边对她说，“他醉成这个样子。”
塞列斯特·唐孔德穿着睡衣坐在自己家门前，嘲笑那些穿得整整齐齐去欢迎主教的人。她请圣地亚哥·纳赛尔喝杯咖啡。“我打算在他考虑如何回答我时，拖住他几分钟，”她对我说。但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告诉她，他要赶快去换衣服，然后同我妹妹共进早餐。“我装起傻来，”塞列斯特·唐孔德向我解释说，“因为我突然觉得，如果他对自己要做的事情那样有把握的话，维卡略兄弟俩不会杀他。”雅米尔·沙尤姆是唯一做了想做的事情的人。
她心中又燃起了希望。“我为他发了疯，”她对我说，“完完全全地发了疯。”她只要合上眼睛就看见他，听见他在大海上呼吸，躺在床上时半夜也会感到他那火热的身体而醒来。那个礼拜的最后一天，由于一直坐卧不安宁，她便给他写了一封信。那是一封普普通通的信，她在信中告诉他，她看见他从“港口”饭店走出去，并说她当时是多么希望他能看见她呀。她坐等回信。两个月之后，她等得不耐烦了，又写了一封同前封信一样语气平静的信，唯一的目的似乎是责备他没有礼貌。六个月之后，她已经写了六封信，但都没有得到回答，不过她相信他会收到那些信的。
第一次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安赫拉·维卡略发现爱和憎是两种互相关联的感情。她寄出的信越多，感情和火焰燃烧得越旺盛，对她母亲也就越是又爱又憎。“我一看见母亲就心如刀割，”她对我说。“可是，每当我看见母亲，也就记起了他。”她被休回之后，还如同做姑娘时那样过着单调的生活，总是和女友们一起用机器绣花，如同以前做绢花和纸鸟一样，但是，当母亲躺下时，她便留在房间里写那些毫无指望的信，直至清晨。她又变得清醒了，有主意了，掌握了自己的意志，她又变成了处女，仅仅属于他的处女，她只听他的话，对他百依百顺。
这半生以来，她每礼拜写一封信。“有时我想不起来要说些什么，”她乐不可支地对我说。“但是，只要我知道他收到信，就不停地给他写。”起初是婚约书，其后是偷偷地情书，一见钟情的恋人的香气扑鼻的简信，婚前的誓约，重温办理结婚证件的往事，最后是一个被抛弃的妻子的不光彩的书信，假称自己重病在身要丈夫归来。一天晚上，她心情很好，墨水洒到了刚刚写完的信上，她没有撕掉，而是在信后写了一句附言：为了证明我对你的爱，给你寄去我的泪水。有时她哭得累了，又自己嘲弄自己的疯狂的行为。邮差换了六次，每次她都得到了邮差的协助。她唯一没有想到的是放弃写信。但是，他似乎对她的痴情无动于衷，仿佛她的信是写给一个不存在的人似的。
大概是第十年的一个有风的黎明，她忽然醒来，恍惚觉得他赤身躺在她的床上，于是她给他写了一封长达二十页的热情奔放的信，毫不掩饰地叙述了自从那个倒霉的夜晚以来已在她心中腐烂了的痛苦。她说他在她身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说他谈吐风雅，说他有非洲人那种火一样的热情。她把信交给了一位女邮差。这个邮差每礼拜五下午都和她一起绣花，并且把人们的信带走。她确信那是她在死前的最后一次抒发心中的激情。但是，还是没有回信。从那以后她就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也不大知道在给谁写，但是十七年之间她一直在不断地写着。
八月的一天中午，她正在和女友们一起绣花，感到有人走到门前。她无需看一眼就知道那人是谁。“他胖了，头发开始脱落，看近的东西要戴眼镜了，”她对我说。“可是，那是他，妈的，是他！”她吃了一惊，因为她知道，她在他眼中已是十分憔悴，正如他在她眼中一样，而且，她不相信他心中的爱情会象她那样强烈。他身上的衬衣被汗水浸透了，恰如她在市场第一次见到他时那样；系的还是那条皮带，肩上还是那个饰着银边的绽了线的皮褡裢。巴亚多·圣·罗曼向前走了一步，没有去理睬那些由于惊愕而变得呆若木鸡的绣花女人，他把褡裢放在缝纫机上。
“好吧，”他说，“我到这儿来啦。”
他带着衣箱准备留下来，另外一个大小相同的箱子里装着她写给他近两千封信。那些信全部按日期排好，一包包地用彩带扎着，一封也没有打开过。
许多年里，我们无法谈论其他事情。我们一向被那么多的成规束缚着日常行动，如今突然开始围绕一件令人共同忧虑的事情转动了。晨鸡的啼鸣把我们惊醒，使我们想到去梳理造成那件荒唐的凶杀案的数不清的巧合事件。显然，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澄清秘密，而是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不能确切地知道命运把我们安排在何处和给了我们怎样的使命，就无法继续生活下去。
许多人对此是不得而知的。后来终于成为著名外科医生的克里斯托·贝多亚，一直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他会突然改变主意在祖父母家里待了两个小时，直至主教到来，而没有到父母家里去休息。他的双亲一直等他到天明，想提醒他注意。大多数本来可以为避免这场凶杀案做点事情然而却没有做的人，都以这样的托辞聊以自慰，说什么有关声誉的事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当事人方可介入。“声誉就是爱情，”我常常听母亲这样说。欧尔腾西娅·巴乌特唯一与案件有关系的地方只是看见了两把杀人刀，不过她看见时凶手还没有作案。她总是觉得眼前幻觉重重，感到极度地悔恨。有一天竟然再也支持不住了，赤着身子跑到了大街上。
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未婚妻弗洛拉·米盖尔由于绝望而同边防军的一个中尉私奔，后来在比查达的橡胶工人中卖淫。那位曾为三代人接生的产婆阿乌拉·维列罗斯，听到凶杀的消息时立刻得了膀胱痉挛症，一直到死的那天都不得不用导管小便。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忠厚的丈夫赫略·德拉弗洛尔这位八十六岁的老人，最后一次从床上爬起来，看了看圣地亚哥·纳赛尔是怎样被堵在自己家关闭着的大门前，惨遭乱刀砍死的，结果因受惊而丧生。普拉西达·里内罗在最后一刻关上家门，但是她及时地抹掉了自己的过错。“我关上了大门，因为迪维娜·弗洛尔向我起誓她看见我儿子进了家，”她对我说，“可是，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回事。”相反，她对自己把吉祥之兆的树木同不祥之兆的飞鸟混淆起来，以及舍不得丢掉当时嚼独行菜子的恶习却从不原谅。
凶杀案发生十二天之后，预审法官遇到一群痛苦之极的人。当时预审法官正在镇政府肮脏的木板办公室里喝着咖啡和甘蔗甜酒除暑消热，不得不要求援军来疏导那些未被传唤而自己急急忙忙起来作证的人，他们急切地要显示自己在那场戏剧中的重要作用。这位预审法官刚刚走出校门，身上还穿着法律学校的黑呢制服，戴着具有应届毕业生标志的金戒指，脸上露出一副初出茅庐的幸运儿的傲然而得意洋洋的神气。
不过，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对他性格的了解完全来自预审档案，凶杀案发生二十年之后，许多人帮助我在里奥阿查司法大楼里查找案卷。档案没有作任何分类，一百多年的诉讼材料全都堆积在那座殖民时期的陈旧建筑物的地板上，这座建筑物曾经做过弗朗西斯·德雷克（弗朗西斯·德雷克（1540？—1596）：英国航海家，曾对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进行过几次海盗式的远征。）两天的司令部，底层浸满了海水，一册册破烂不堪的案卷漂浮在一片冷清的办公室里。我多次站在没脚深的水里亲自在那堆严重破损的诉讼案卷中查找着我需要的材料。五年的工夫过去了，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找到了差不多三百二十二页零零乱乱的有关那件凶杀案的记录，而整个预审档案大概有五百多页。
没有任何地方出现过预审法官的名字，不过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人酷爱文学。无疑他读过西班牙古典作家的作品，也读过一些拉丁文作家的作品，对尼采这位当时在法官中十分时髦的人物非常熟悉。所有旁注都仿佛用血书写的，这不仅仅由于墨水颜色的缘故。那件无头案使这位法官茫然失措，以致他多次置自己的职责于不顾，陷入了抒情的消遣之中。特别是，生活中竟然出现了那么多连文学作品中都不曾描述过的巧合，毫无阻碍地酿成了一起如此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他始终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
不过，最使他震惊的是，在煞费苦心地审理了一番之后，他没有找到圣地亚哥·纳赛尔确实玷污了安赫拉·维卡略的任何线索，更不用说可信的线索了。给安赫拉·维卡略出谋划策，要她欺骗丈夫的女友们，很长时间里一直在说，婚礼之前她就将她的秘密告诉了她们，但是没有向她们透露任何人的名字。案卷上有她们的证词：“她把那个奇异的秘密告诉了我们，但没有说出名字。”而安赫拉·维卡略呢，一直坚持原来的说法。当预审法官侧面问她是否知道被杀的圣地亚哥·纳赛尔是谁的时候，她不动声色地回答说：
“就是侮辱了我的那个人。”
案卷上就是这样记录的，但怎样侮辱了她，在什么地方侮辱了她，都没有任何说明。在只进行了三天的审判过程中，民众代表一直坚持认为那种指控是软弱无力的。看到对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控告缺乏根据，预审法官十分困惑，他为自己辛勤的工作于顷刻之间就变得毫无价值而大失所望。在案卷的四百一十六页上，有他用药剂师的红墨水亲手写的一条旁注：“请给我一个偏见，我将使世界转动。”在那个气馁的旁注下面，他用血红的墨水熟练地画了一颗被箭穿透了的心脏。和圣地亚哥·纳赛尔的亲密朋友们一样，在他看来，圣地亚哥·纳赛尔本人最后几小时的表现就无可争辩地证明了他是无罪的。
确实，在他被杀的那天早晨，圣地亚哥·纳赛尔一刻也没有心虚的表现，尽管他清楚地知道把侮辱归于他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他了解周围人们是虚伪的，也应当知道维卡略兄弟俩头脑简单，经不住嘲弄。没有人十分了解巴亚多·圣·罗曼，但圣地亚哥·纳赛尔却相当了解他，知道他除了世俗的傲慢外，也同任何人一样，有着自己天生的偏见。因而圣地亚哥·纳赛尔故意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等于是自杀。此外，当他最后一刻终于得知维卡略兄弟俩在等着杀死他的时候，正如众人纷纷议论的那样，他的反应不是恐惧，而是一个无辜惶恐不安的人。
我个人的印象是，他到死也不知道为何被杀。在他答应我妹妹马戈特到我家吃早饭以后，克里斯托·贝多亚便拉着他的胳臂在码头上走着。两个人是那样的泰然自若，以致造成了一种假象，使人们产生了幻想。“他们显得高兴，”梅梅·洛阿伊莎对我说，“我感谢上帝，因为我以为事情已经解决了。”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圣地亚哥·纳赛尔。发电厂厂主波罗·卡里略认为，圣地亚哥·纳赛尔的镇静不是清白无辜者的镇静，而是无耻之徒的镇静。“他以为自己有钱就没人敢惹他，”厂主对我说。厂主的妻子法乌斯塔·洛佩斯评论说：“他和所有阿拉伯人一样。”茵达列西奥·帕尔多刚刚走到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店门口，那两个孪生兄弟就告诉他，等主教一走，他们就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茵达列西奥·帕尔多象许许多多的人一样，以为那是醉汉的在说胡话，可是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告诉他那是确实的，并且要他赶上圣地亚哥·纳赛尔，提醒他注意。
“你不要劳神了，”彼得罗·维卡略对他说。“不管怎么说，他是死定了。”
这种挑战是再明显不过了。孪生兄弟了解茵达列西奥·帕尔多和圣地亚哥·纳赛尔之间的关系，因此很可能认为他是可以在他们兄弟俩不失体面的情况下出面阻止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的适当人选。可是，茵达列西奥·帕尔多在离开码头的人群中见到圣地亚哥·纳赛尔被克里斯托·贝多亚拉着胳臂向前走去的时候，却没敢把事情告诉他。“我胆怯了，”他对我说。他在他们两个人的肩膀上都拍了一下，然后便让他们走了。他们几乎没有看到他，因为他们还在聚精会神地估算着婚礼的开支。
人们也沿着和他们一样的方向朝广场散去。人群拥挤，但是埃斯科拉斯第卡·希斯内罗斯仿佛看到克里斯托·贝多亚和圣地亚哥·纳赛尔这对朋友在人群中间一个空荡荡的圆圈中毫无阻挡地走着，那是因为大家知道圣地亚哥·纳赛尔要被杀害，不敢靠近他。克里斯托·贝多亚也记得人们对他们的态度异常。“他们那样看着我们，仿佛我们画着花脸颊似的，”他对我说。当他和圣地亚哥·纳赛尔从萨拉·诺列加的鞋店前走过时，这位女店主正在开店门，看到圣地亚哥·纳赛尔脸色灰白，她吓了一跳。但是克里斯托·贝多亚使她镇静了下来。
“您看看，萨拉姑娘，”克里斯托·贝多亚一边走一边对她说，“他醉成这个样子。”
塞列斯特·唐孔德穿着睡衣坐在自己家门前，嘲笑那些穿得整整齐齐去欢迎主教的人。她请圣地亚哥·纳赛尔喝杯咖啡。“我打算在他考虑如何回答我时，拖住他几分钟，”她对我说。但是，圣地亚哥·纳赛尔告诉她，他要赶快去换衣服，然后同我妹妹共进早餐。“我装起傻来，”塞列斯特·唐孔德向我解释说，“因为我突然觉得，如果他对自己要做的事情那样有把握的话，维卡略兄弟俩不会杀他。”雅米尔·沙尤姆是唯一做了想做的事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