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者的权力  二十

　　虽然后极权社会条件的特征是没有一个正常的政治生活，无法预测任何意义深远的政治变化，但它却有其积极的一面：它迫使我们根据其内在的一致性来检讨我们自己的情形，根据全球性、长远的世界发展趋势来考虑我们的未来。人类与现制度之间最内在、最根本的冲突比传统政治层面上的冲突要深刻不知多少倍。这个事实同时也决定了我们思考未来的走向。
　　因此，我们就得自然而然地注意到最根本的问题：整个当代技术社会的危机。海德格把这种危机描绘为：面对全球性的技术强权，人类无能为力、束手无策。技术——现代科学之子(现代科学乃是现代形而上思维的果实)——摆脱了人类的控制不再为人类服务，它奴役人类，迫使人类准备自己的毁灭。人类别无出路：我们既无理想，又无信仰，更无政治构思来帮助我们重掌对物的控制。我们亲手制造的那台冷漠无情、轰隆作响的机器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吞噬，把我们从自然环境中强硬分离(譬如将我们从广义的、包括生物圈的栖息环境中分离)，把我们从“自在“的经验世界抛入“存在“的世界，而我们只有束手无策地坐以待毙。对这种情形人们已从不同的角度描述过，而且许多个人和社会团体都曾费尽心机，企图另辟蹊径(譬如通过东方思想或成立各种公社等等)。生态平衡的运动是唯一改变现状的社会或政治的尝试，包括某种普遍性的必要成分(对人类和为人类整体负责)。这是一个绝望的、由于世界的动荡局势而日见式微的呼声，而且它局限在以技术反抗技术专制的框框之内。
　　“现在只有一个上帝才能拯救我们“，海德格说。他还强调“另一种思维方式“的必要性，即是脱离千百年以来哲学的局限，从根本上改变人类认识自我、世界、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方式。海德格知道我们别无选择，他能向我们建议的唯有“准备期望“而已。许多不同的思想家和思潮认为不妨把这个尚未可知的出路泛称为“存在的革命“，我也这样认为。同时我还觉得，仅靠一些技术性的手段，即外在的变革动议，或者是纯哲学、纯社会、纯技术甚至纯政治意义上的革命，我们是找不到解决的方案的。
　　在这些范围内，人们能够觉察，也应该觉察到“存在的革命“的后果；然而，只有最广义的人类存在，才是最本质的中心点。只有在此基础上，它才能成为普遍伦理的、最终也是政治意义上的社会重建。我们所称“消费型和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的社会，以及奥特迦·伊·加塞特所理解的“大众的反叛“，和当前世界知识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痛苦——这一切也许只是深刻的危机的一个方面而已。人类在危机中被全球性技术文明的自动机拽入泥淖，也在危机中找到了自我。
　　后极权制度是现代人类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普遍境遇的一个特殊层面，由于它的极端性，把问题的起源就暴露得更清晰了。后极权制度的自动性不过是全球性技术文明自动机的一个极端特例，它所反映的人类的失败，不过是现代人类普遍的失败的一种变体而已。
　　这种对人类地球上位置的宇宙性的挑战当然也同样在西方国家发生，区别仅在于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形式。海德格一针见血地称之为民主的危机。我们拿不出什么真实证据来表明西方的传统议会或民主可以提出更为深刻的解决方法。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西方民主之中生活真正目标的活动空间越大(与我们国家相比)，危机就隐蔽得更巧妙，人们卷入的程度就越深。
　　看来，传统的议会式民主并不能对技术文明的自动性和工业化消费社会进行有效的反抗，因为这些民主制度也无可奈何地被后者拖入了泥淖。民主制度控制人的手段比后极权社会的残暴手段要复杂高明千万倍。然而这个僵化的政党综合体，思想纲领杂乱无章，政治纲领实用至上，掌握在一班职业化的政客手中，它卸除了每个公民一切形式的具体、个人的职责。资本积累的复杂网眼从事于秘密的操纵和扩张。
　　消费、生产、广告、商业、消费者文化，以及洪水般的信息的专制统治无所不在。以上一切，人们都不断加以分析、描述，但却很难把它们想像为人类自我重新发现的起源。1978年6月在哈佛，索尔尔仁尼琴谈到了没有以个人职责为基础的自己的虚幻本质，因此，传统的民主制度周而复始地面对暴力和极权无所作为。我们对于民主社会里人们享受的许多个人自由及保障闻所未闻，但自由和保障最终并没给人们带来益处。因为他们最后也是同样的自动化的牺牲品，不能保卫他们对自我本质的关切，避免自己流于肤浅，也不能超越对个人生存的关心而变成社会的自豪而充满责任感的成员，并为改变、创造自己的命运作出真正的贡献。
　　因为我们所有的大变化的前景都是非常非常遥远的，我们有义务关切这个传统民主的深刻危机。假如能够在一些东欧国家中创造民主的条件 (虽然这种可能变得越来越小)，这可能会是一种适当的过渡性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我们恢复饱受摧残的公民意识，恢复民主的讨论，并容许基本形式的政治多元化作为生活目标的一个根本表现得以落实。但依我之见，死抱着传统议会式民主政治理想不放，一味迷信，觉得唯有这种“久经考验“的民主才能保障人类永久的尊严及人类在社会中的独立地位，至少是鼠目寸光、毫无远见的。
　　我以为政治重新重视实实在在的人，这远比回到西方(或资产阶级)民主的常规有更深远的意义。1968年，我觉得只要成立一个与共产党公开竞争权力的反对党，就能解决问题，然而我长期来逐步认识到问题远非如此简单，正如单凭新的选举法本身那样，单凭反对党本身，是无法保障社会免除新的暴力形式的。没有一个“干巴巴“的组织手段本身能提供那样的保障，而且我们在这些手段里将不得不得出这个结论：上帝便可独自拯救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