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者的权力 十三
作者：瓦茨拉夫·哈维尔
更新：2020-01-21 02:50:45 字数：1384
如果说“反对派”一词是由民主国家输入到后极权国家的，虽然环境大变，但人们却对其意义没有一致看法，则“不同政见”这个词正相反，是西方记者选用的。现在被普遍接受为描述后极权制度里一种特殊现象的专用标签，那种现象在民主制国家内几乎从未发生过。
这些“不同政见者”们何许人也？ 这个名词似乎主要用来形容苏联集团国家里的、决心在真实中生活的人们，这些人并且符合下列的条件：
1.他们公开地、 系统地表达他们不合作的立场，他们这样做是在极端受限制的条件之下，故受到西方瞩目。
2.尽管他们无法在国内出版，尽管他们受到政府无所不用其极的迫害，由于他们的态度，他们赢得了公众和他们的政府的某种尊重。因此，他们在自己的环境中事实上拥有一种非常有限、非常奇特的、间接的实际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至于受到最糟糕的迫害，或者一旦他们受到迫害，起码给政府造成某种政治麻烦。
3.他们的批判视野和追求的事业超越了他们直接环境的狭隘范围，涵盖了具有普遍性的事业。因此他们的工作就是政治性的了，虽然他们把自己视为直接政治力量的自觉程度有很大的差异。
4.他们是一群倾向于追求知识思想的人，是一群“文人”，文字是他们的主要——常常是唯一的——政治媒介，这尤其能使得他们吸引海外的注意。他们在真实中生活的其他方式，不是由于扑朔迷离的地方环境让外国观察家们未曾加以注意，就是看上去仅仅是比他们的写作较难察觉的补充材料而已，哪怕他们的这些行为超越了地方环境的范畴。
5.这批人不论他们的实际职业如何，西方人常常把他们作为积极活动的公民来谈论，与其说是谈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作的“真正”的工作，毋宁说是议论他们的批判的、政治的方面。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我明白有这样一条看不见的线，你们不想也不知不觉地逾越——一旦逾越了，他们就不再把你当作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关心国事的公民，而把你开始当成一个“不同政见者”来对待，这个人几乎是偶然地(也许在业余时间里)同时也在写一两个剧本。
毫无疑问，满足上面全部条件的人是有的。值得争议的是我们是否可以用一个特定的名词来形容这样的团体，按照这样根本上偶然性的方式；更具体的是我们究竟应该不应该把他们称为“不同政见者”。人们就这样称呼他们，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有时候为了便于沟通，我们自己甚至也这样称呼自己，虽然心里不以为然，总是带点自嘲，总是把这个名词加上引号。
也许现在应该列举一下“不同政见者”们对这种称谓大为不满的原因。首先，从词源上讲这个称谓就大有问题。我们传媒界告诉我们，“不同政见者”就跟“叛徒”或“堕落分子”差不多。但不同政见者们并不觉得他们是什么叛徒，原因很简单：他们并没有否定和背叛什么。相反，他们努力弘扬人性。要是他们真的否定了什么，那不过是生活中的虚伪和异化因素，“在谎言中生活”的层面而已。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不同政见者”一词常常暗指一种特殊的职业，好像同正常的职业一样，有那么一种特殊的怨天忧人的职业。事实上一个“不见政见者”不过是一个物理学家，一个社会学家，一个工人，一个诗人；他们是一群做他们觉得该做的事的人，正因为这样，他们不得不处在与当局公开冲突的境况。这个冲突并不是他们有意引起的，而是他们的思想、言行和工作的内在逻辑所导致的(这个逻辑常常与外在环境对抗，往往超出他们的控制之外) 。换言之，他们并没有着意作一个职业性的不满分子；他们不过想作个裁缝或铁匠罢了。
实际上他们直到做不同政见者做了好久之后都不会意识到他们已成了“不同政见者”。“不同政见”的动作与对名利的欲求大相径庭。简言之，他们没有决心作“不同政见者”。哪怕他们一天24小时为之工作，也不是当成职业，而是作为一种存在的态度。再说这种态度根本不是得到“不同政见者”之名的人的专利，即便是这批人偶然符合前面说过的外在条件。有成百上千默默无闻的人想在真实中生活并为之努力，更有千千万万的人想这样做，但无法做到。而做不到这点的原因很可能是他们非得在他们的生活环境里拿出比那些迈出第一步的人多出十倍的勇气才能做到。如果从这么多人中间任意挑选几打，把他们置于特别的范畴，这便会完全歪曲整个情形。这种歪曲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假设“不同政见者”乃是一批名流，受特殊保护的类型，能获准做其他人做不得的事，政府可以用他们来标榜自己的宽宏大量。另一面，这可以用来支持一种假象似乎一小撮不满分子无所事事，其他所有的人则都很满足现状，要不然他们也就成了“不同政见者”了。
但还不止这些。这个范畴有意无意地支持这样一种印象，这批“不同政见者”们主要关心的是他们这个小团体的狭隘私利，他们与政府的全部争论也就看上去不过是两个团体之间玄秘莫测的冲突而已，完全与社会脱节。然而这种印象与“不同政见”的真实态度完全背道而驰。不同政见的态度是与大家的利益共生共死，关心的是全社会的疾苦，或者说是代表着所有没站出来说话的人的利益。如果“不同政见者”有什么权威的话，如果他们还没有像奇形怪状、无所事事的昆虫们早就消声匿迹的话，那并非是政府对这个特殊团体及其特殊想法有什么特别的敬畏，而是因为“不同政见者”们完全了解根植在隐藏领域里的“在真实中生活”的潜在政治力量，了解不同政见产生发展的世界和他们面对的人类日常生活的世界，了解充满着生活的目的与制度的目标之间日益冲突的世界。(《七七宪章》一出，政府就发动运动，迫使全国百姓来谴责《七七宪章》；还会有比这更有力的例证了吗？ 成千上万的宪章上签下的名字都证明了以上范畴的谬误。)政权与警察机构向“不同政见者”发起如此强大的攻势，好像政府害怕另一个权力帮派一样害怕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这些不同政见者真是什么权力帮派，而是因为他们不过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关心一些普普通通的事，他们与别人不同之处，仅仅是他们公开大声说出别人不能说或不敢说的话罢了。我前面已提到索尔仁尼琴的政治影响：它并不在他个人拥有的特殊的政治权力，而在于千千万万个古拉格的受害者们的经历之中，索尔仁尼琴不过是把这经历放大了，让千千万万个有良知的人们知道罢了。
将一群著名“不同政见者”们的精英团体模式化，实际上意味着抹煞了他们的活动的最本质的道德层面。我们已经看到，“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于平等原则，建立在人权和自由不可分割的信念基础之上。说到底，“著名的不同政见者”们难道不是联合起来，共同捍卫无名的工人的利益么？“著名不同政见者”们在《七七宪章》的联合不是因为保卫那些无名音乐家们，才走到一起来的么？他们在《七七宪章》中不正是同音乐家联合在一道，从而成为“著名不同政者”的么？越多的公民挺身而出捍卫其他的公民，他们就越被贴上一个实质上把他们从其他公民们隔离开来的标签，这真是一残酷的似是而非的的悖论。
我的这番解释，希望有助于澄清我在本文中通篇为“不同政见”一词加上引号的意义。
这些“不同政见者”们何许人也？ 这个名词似乎主要用来形容苏联集团国家里的、决心在真实中生活的人们，这些人并且符合下列的条件：
1.他们公开地、 系统地表达他们不合作的立场，他们这样做是在极端受限制的条件之下，故受到西方瞩目。
2.尽管他们无法在国内出版，尽管他们受到政府无所不用其极的迫害，由于他们的态度，他们赢得了公众和他们的政府的某种尊重。因此，他们在自己的环境中事实上拥有一种非常有限、非常奇特的、间接的实际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至于受到最糟糕的迫害，或者一旦他们受到迫害，起码给政府造成某种政治麻烦。
3.他们的批判视野和追求的事业超越了他们直接环境的狭隘范围，涵盖了具有普遍性的事业。因此他们的工作就是政治性的了，虽然他们把自己视为直接政治力量的自觉程度有很大的差异。
4.他们是一群倾向于追求知识思想的人，是一群“文人”，文字是他们的主要——常常是唯一的——政治媒介，这尤其能使得他们吸引海外的注意。他们在真实中生活的其他方式，不是由于扑朔迷离的地方环境让外国观察家们未曾加以注意，就是看上去仅仅是比他们的写作较难察觉的补充材料而已，哪怕他们的这些行为超越了地方环境的范畴。
5.这批人不论他们的实际职业如何，西方人常常把他们作为积极活动的公民来谈论，与其说是谈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内作的“真正”的工作，毋宁说是议论他们的批判的、政治的方面。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我明白有这样一条看不见的线，你们不想也不知不觉地逾越——一旦逾越了，他们就不再把你当作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关心国事的公民，而把你开始当成一个“不同政见者”来对待，这个人几乎是偶然地(也许在业余时间里)同时也在写一两个剧本。
毫无疑问，满足上面全部条件的人是有的。值得争议的是我们是否可以用一个特定的名词来形容这样的团体，按照这样根本上偶然性的方式；更具体的是我们究竟应该不应该把他们称为“不同政见者”。人们就这样称呼他们，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有时候为了便于沟通，我们自己甚至也这样称呼自己，虽然心里不以为然，总是带点自嘲，总是把这个名词加上引号。
也许现在应该列举一下“不同政见者”们对这种称谓大为不满的原因。首先，从词源上讲这个称谓就大有问题。我们传媒界告诉我们，“不同政见者”就跟“叛徒”或“堕落分子”差不多。但不同政见者们并不觉得他们是什么叛徒，原因很简单：他们并没有否定和背叛什么。相反，他们努力弘扬人性。要是他们真的否定了什么，那不过是生活中的虚伪和异化因素，“在谎言中生活”的层面而已。
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不同政见者”一词常常暗指一种特殊的职业，好像同正常的职业一样，有那么一种特殊的怨天忧人的职业。事实上一个“不见政见者”不过是一个物理学家，一个社会学家，一个工人，一个诗人；他们是一群做他们觉得该做的事的人，正因为这样，他们不得不处在与当局公开冲突的境况。这个冲突并不是他们有意引起的，而是他们的思想、言行和工作的内在逻辑所导致的(这个逻辑常常与外在环境对抗，往往超出他们的控制之外) 。换言之，他们并没有着意作一个职业性的不满分子；他们不过想作个裁缝或铁匠罢了。
实际上他们直到做不同政见者做了好久之后都不会意识到他们已成了“不同政见者”。“不同政见”的动作与对名利的欲求大相径庭。简言之，他们没有决心作“不同政见者”。哪怕他们一天24小时为之工作，也不是当成职业，而是作为一种存在的态度。再说这种态度根本不是得到“不同政见者”之名的人的专利，即便是这批人偶然符合前面说过的外在条件。有成百上千默默无闻的人想在真实中生活并为之努力，更有千千万万的人想这样做，但无法做到。而做不到这点的原因很可能是他们非得在他们的生活环境里拿出比那些迈出第一步的人多出十倍的勇气才能做到。如果从这么多人中间任意挑选几打，把他们置于特别的范畴，这便会完全歪曲整个情形。这种歪曲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假设“不同政见者”乃是一批名流，受特殊保护的类型，能获准做其他人做不得的事，政府可以用他们来标榜自己的宽宏大量。另一面，这可以用来支持一种假象似乎一小撮不满分子无所事事，其他所有的人则都很满足现状，要不然他们也就成了“不同政见者”了。
但还不止这些。这个范畴有意无意地支持这样一种印象，这批“不同政见者”们主要关心的是他们这个小团体的狭隘私利，他们与政府的全部争论也就看上去不过是两个团体之间玄秘莫测的冲突而已，完全与社会脱节。然而这种印象与“不同政见”的真实态度完全背道而驰。不同政见的态度是与大家的利益共生共死，关心的是全社会的疾苦，或者说是代表着所有没站出来说话的人的利益。如果“不同政见者”有什么权威的话，如果他们还没有像奇形怪状、无所事事的昆虫们早就消声匿迹的话，那并非是政府对这个特殊团体及其特殊想法有什么特别的敬畏，而是因为“不同政见者”们完全了解根植在隐藏领域里的“在真实中生活”的潜在政治力量，了解不同政见产生发展的世界和他们面对的人类日常生活的世界，了解充满着生活的目的与制度的目标之间日益冲突的世界。(《七七宪章》一出，政府就发动运动，迫使全国百姓来谴责《七七宪章》；还会有比这更有力的例证了吗？ 成千上万的宪章上签下的名字都证明了以上范畴的谬误。)政权与警察机构向“不同政见者”发起如此强大的攻势，好像政府害怕另一个权力帮派一样害怕他们——不是因为他们这些不同政见者真是什么权力帮派，而是因为他们不过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关心一些普普通通的事，他们与别人不同之处，仅仅是他们公开大声说出别人不能说或不敢说的话罢了。我前面已提到索尔仁尼琴的政治影响：它并不在他个人拥有的特殊的政治权力，而在于千千万万个古拉格的受害者们的经历之中，索尔仁尼琴不过是把这经历放大了，让千千万万个有良知的人们知道罢了。
将一群著名“不同政见者”们的精英团体模式化，实际上意味着抹煞了他们的活动的最本质的道德层面。我们已经看到，“不同政见者运动”产生于平等原则，建立在人权和自由不可分割的信念基础之上。说到底，“著名的不同政见者”们难道不是联合起来，共同捍卫无名的工人的利益么？“著名不同政见者”们在《七七宪章》的联合不是因为保卫那些无名音乐家们，才走到一起来的么？他们在《七七宪章》中不正是同音乐家联合在一道，从而成为“著名不同政者”的么？越多的公民挺身而出捍卫其他的公民，他们就越被贴上一个实质上把他们从其他公民们隔离开来的标签，这真是一残酷的似是而非的的悖论。
我的这番解释，希望有助于澄清我在本文中通篇为“不同政见”一词加上引号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