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者的权力  八

　　个人的自我异化是因为存在着产生异化的事物。在这个范围内的侵害对象就是人们的真实存在。在真实中生活与在谎言中生活在这里互相直接交织在一起。在谎言中生活是一个被迫的选择，是对真实的目标的一个不真实的反应。只有在这个背景之下，在谎言中生存才具有意义，只是由于这个背景才存在。这种向壁虚构和自圆其说的人类秩序的基础，乃是人类对于真理的倾向的一个反应。所以在谎言世界井井有条的表面之下，隐藏着生活的真正目的，和生活隐藏的对真理的开放性。
　　在真实中生活的不可估量的巨大力量来自这样的事实：在真实中公开地生活，有一个虽然看不见但却无所不在的同盟即隐藏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在真实中生活的目标得以发展，得以公开发表它的言论并得到理解。在这里存在着互相沟通、交流的潜力。这个领域是隐秘的，对于权势来说也是十分危险的。其中孕育的风暴一直在暗处发展，一旦冲破黑暗，从各方面对社会制度产生震撼的时候，再按常规来遮遮掩掩，已为时晚矣。这样造成的局面，就使当局惊恐万状，狼狈不堪，被迫作出极不明智的反应。
　　看起来，在真实中生活就是后极权社会最广义上的反对派的温床。反对派与政权间的冲突的形式，显然与公开化的社会和传统专制社会不同。一开始，这一冲突就不在真正制度化、量化，依不同工具的权力层次上展开的，而产生于完全不同的层次：它产生于存在的层次，即人类意识和良知的层次。这一层次里的力量是不能用信徒、选民和士兵的数量来估量的，因为它伸沿到社会意识的第五阶层，在生活的隐藏的目标中，在人类受压抑的、对尊严和基本人权的追求与向往中，在人类真实的社会和政治利益中。这个力量不在于政治和社会集团的确定的势力，而在于隐藏在整个社会中，包括政权结构之中的潜在力量。这股力量不依赖自己的军队而依赖对手的军队，也就是每个甘心在谎言中生活的人。这些人理论上是能够领悟真理的力量的(还有一批人出于保护他们手中权力的本能，也可能与真理力量相协调)。这是一种细菌的武器。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用来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予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这股力量所推动的是隐秘的运动，是可以产生看得见的影响的(难以预料的则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形之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真正的政治事件和社会运动，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剧烈冲突，或社会和文化界气候的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关键问题和矛盾都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遮着，我们无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到来，最后打击的性质又是什么。这也是当局对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在真实中生活的企图进行几乎是防卫性的镇压的原因。
　　索尔仁尼琴为什么被驱逐出他的祖国？当然不是因为他拥有实力，或者说当局觉得他会向当权者们夺权。索尔仁尼琴的被逐，有其他的缘故：他力图发掘真理的令人可畏的根源。真理可以转变整个社会意识，而这个转变终将给社会带来无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后极权制度作出了十分典型的反应：为了捍卫它自己，就得捍卫假象世界的完整。谎言世界的外壳是由奇怪的物质构成的，只要它把整个社会封闭起来，它就会看上去坚如磐石。但是一旦有人打破了一个小小的缺口，有人喊出“皇帝光着身子”，打破游戏规则，揭露游戏本质，这时，一切事物都原形毕露，整个外壳就会无可拯救地四分五裂。
　　我们说在真实中生活，自然不仅仅指思维的产物而已，如一群知识分子写信提出抗议等等。它可以是个人或群体反抗奴役的任何形式：知识分子的抗议信，工人的罢工，摇滚音乐会或学会示威，拒绝参加选举闹剧，在官方会议上发表声明，或者绝食，等等。假如压制目的的过程是很复杂的，是对生活的一切言论和舆论的不同方面的操纵，那么，生活中每一个自由的言论和表述都在政治上构成了对后极权制度的间接威胁。这些言论包括了那些在其他社会制度内绝不会产生任何潜在的政治意义，更不用说具有爆炸性力量的言行。
　　人们通常认为布拉格之春是在真正的权力层面上两个集团的对抗：一派要维持这个政权。但人们常常忘了这个对抗不过是一幕长剧的不可避免的结局。这幕剧的剧场，则主要是社会的精神和良心的领域。在这幕剧的开端，有一群人在最黑暗的时刻里表达了在真实中生活的愿望。这群人手中无权，也不对权力抱有妄想。他们想在真实中生活，其实，算不上什么政治观点。他们也许就是一批诗人、画家、音乐家，或者是保持着个人尊严的普通公民。现在自然很难确定何时、通过何种地下和曲折的途径，他们的言行对环境产生了影响。我们也难以追寻真理的细胞是如何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现在清楚的是：政治改革的企图并不是社会觉醒的原因，而是社会觉醒的最终结局。
　　我想，我们当前的局势也能由此经验而得到更好的理解。千余人的宪章分子与后极权制度对抗，政治上看来是毫无希望的。如果我们透过开放社会的传统角度来观察，这个结论一定是正确的。在开放社会里，政治力量的强弱主要根据其实际掌握的权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像宪章派这样的小党派一定不会有赢的机会。但我们一旦把这个对抗放在后极权制度的背景里来观察，则会得出根本不同的结论。目前还难以确定捷克斯洛伐克是怎么看《七七年宪章》运动的存在和地下活动，以及宪章运动唤起民众的企图。这种投资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能够产生政治改变方面的利润，就更难预测了。但是宪章运动的一切，当然是在真实中生活的一部分。作为在存在的意义上的一个构想，它把个人重新带回到他们的自我和个性的坚固的土壤；作为政治行动，它把个人抛入一场机会的游戏，人们在这场游戏中不是一无所获，就是得到一切。因此，投身到这场运动中的人都是那些相信为了得到一切不惜冒一无所有之险的人，或者是相信在捷克斯洛伐克，目前无任何其他从事政治活动的真正选择。
　　这其实是一回事：这个结论只有那些不愿为了政治而牺牲他或她的人格的人才能得出，抑或是那些不相信政治必须牺牲人格的人才能得出。
　　后极权制度对在真正权力层面上的对手和任何独立于其法律自制性之外的政治力量的挫伤越彻底，任何政治威胁的中心就越为转向存在的和政治之前的层面，一般毋须任何有意识的努力，在真实中生活就会自然地变成一切反抗体制是自制性活动的出发点。即使这种活动终于超越了在真实中生活的范围，转化为各种平行的结构、运动和团体，开始成为政治性活动，开始对官方体制产生压力并且事实上对真正的权力产生了某种影响，它们始终都保持着它们这一起源的标志。因此我以为，只有不断地思考这个特殊的背景，才能正确理解我们所称的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意义。